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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巨来（安持人物锁忆）
翻译/左禅  编辑/左禅  2025/12/29

 

溥儒，字心畲，自号西山逸士，书斋名为寒玉堂。他是清朝宗室，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奕訢的孙子。溥儒擅长书法和绘画，祖父收藏的诸多书画精品都传给了他，再加上他潜心钻研临摹，因此能成为一代艺术大家，这个称号当之无愧。他年少时曾赴德国留学，却自称在国外所学的知识毫无用处，所以进入民国之后，就靠卖书画维持生计。民国初年，人们还崇尚倾慕清朝的贵胄遗风，因此他的收入十分丰厚。恭亲王府换了主人之后，他便迁居到北京西山，“西山逸士”的名号，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四川人张大千也寄居在西山，和溥儒成了邻居，两人于是朝夕往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溥心畲的楷书效法成亲王，又融入了《圭峰碑》的笔意，这一点让张大千十分钦佩折服，因此张大千的大风堂每得到一幅名画，都要请溥儒题写匾额和跋文。而溥儒作画，也常常邀请张大千合作，于是“南张北溥”的美名，传遍了远近各地。

 

抗日战争胜利初期，张大千从四川来到上海举办画展，随后又前往北京（当时还叫北平），返回时带了几件溥儒的书画作品，拿出来给我看。我只对溥儒的楷书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于他的画作，却不敢随意恭维。张大千对我说：“溥儒的画作，可以和吴湖帆不相上下，他是我这辈子最佩服的画家。除了吴湖帆、溥儒二人之外，能勉强算上半个的，也就只有谢稚柳了。”当时我还不敢轻易相信这番话。

 

民国三十六年冬天（也可能是三十七年春天，我记不清了），溥儒和齐白石一同南下，都寄居在杨啸天的兴中学会里。我经由杨啸天的介绍，才得以和溥儒相识。他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好，看起来温和恭谨，完全没有前朝宗室的虚浮架子，也没有书画名家的傲气陋习，真称得上是一副读书人的模样，谈吐也极为谦逊。没过多久，蒋氏集团强行推举他担任伪国大代表。等到伪国大选举开始的前夕，溥儒竟然悄悄逃到了杭州，隐居起来不肯露面。

 

那段时间，他多次寄信给我，嘱托我为他刻印，还让我写两篇游记，并且特意为我的印集撰写了一篇序言，用的都是工整的小楷。后来，他竟然把自己为夫人撰写的一篇墓志铭手稿也赠送给了我，还说：“如今这篇铭文再也没有刻石立碑的希望了，所以把它送给你留作纪念。”

到了解放以后，溥儒来到上海。起初住在新亚饭店，后来搬到铜仁路与北京西路口，和我住得很近，于是我们天天都能见面。据他跟我说，陈毅市长曾派车把他接到市政府，对他说：“中央最高领导人知道先生你虽然担任过伪国大代表，但没有收过一分钱贿赂，也没投过一票，还隐居在西湖边，品格十分可贵。所以现在想请你回到北京，为人民服务，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一职。等你到了北京，西山你家那些被封存的物件，会马上启封还给你。”但溥儒坚决推辞，没有答应。

 

后来他住进北京西路的公寓时，我又亲眼看到当时的副市长潘汉年三次写信召见他，一再催促。溥儒就说：“回北京可以，但副院长的职位我绝对不接受。要是能让我当一名大学助教，最多做个讲师，副教授我都不能接受。如果能同意这个安排，我全家去北京的路费，我会办一场画展，用卖书画的收入自己解决，不用政府资助。”潘汉年同意了，还说“讲师会不会太谦虚了”。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荣宝斋笺纸店也为他办了一场画展，收入很可观，他都准备动身北上了。突然有北方来人告诉他：“徐悲鸿听说你要回北京了，在外扬言一定要把你彻底批倒批臭才甘心。”溥儒向来鄙视徐悲鸿的画，徐悲鸿是想趁这个机会羞辱他。溥儒听了之后，就把北上的计划改成去南翔了。中秋前后，他带着小妾、一个儿子离开了上海，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大概在六七月间，我才发现他作画太不认真。只要是需要设色的画，他总是让小妾或是从杭州来的新学生随意涂抹，以至于画作毫无精神气韵，他自己却还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溥儒为人极其爽快又诚恳，和吴湖帆等人截然不同，但因为出身的缘故，对人情世故常常考虑不周。

 

在这两个月里，溥儒托我刻的印章多达三十多方。他以前用的印章都是王福庵刻的，到这时全被他磨掉了。有一天，顿立夫（原本是王福庵的拉车夫，后来被王福庵收为弟子，刻的印和王福庵极为相似）在荣宝斋经理梁子衡的带领下前来拜访，还送上两方自己刻的印，请溥儒指点。溥儒只看了一眼，就随手递给我，笑着说：“正缺印石，你帮我刻吧。”我见顿立夫还在旁边，就委婉地说：“这印刻得很好，可以留着用。”溥儒却说：“你不磨，我自己磨。”说着就拿起印章在砚砖上磨掉了，可怜他连印章上刻的是什么字都没看清。梁子衡吓得脸色大变，顿立夫也立刻起身离开了，而溥儒却像没事人一样，神色坦然。

 

又有一天，吴仲坰把自己亲手拓印的一本古人印谱拿给溥儒看。溥儒翻了几下，就随手递给我说：“送给你了。”我连忙说：“吴先生拓得这么精致，我不能要。”溥儒问：“你不要？”说完就把印谱扔进了废纸篓里。

 

这几件事让吴仲坰窘迫不已地离去，溥儒却依旧泰然自若。在他即将动身的前一晚，整理行李时，看见桌上放着三张郎静山为他拍摄的十二英寸半身坐像照，照片里的他神情十分庄重肃穆，可溥儒又随手把照片扔进了废纸堆。我赶紧捡回来珍藏，如今也只剩一张了。以上这三件事，都能看出溥儒为人太过率真的地方。他内心几乎目空一切，向来不屑于迎合世俗、与人周旋。

 

溥儒作画十分勤勉，每天手不停挥，常常刚画完就赠送给我。我私下里并不欣赏他这些草率而成的作品，就婉言推辞说：“先生的画作太过名贵，那些设色的作品拿去变卖都能换米度日，我实在不敢接受。要是能多赏赐些书法作品，我就万分荣幸了。”打那以后，但凡我有所求，他没有一次不是立刻挥毫创作，而且大多是精品佳作。溥儒的食量大得惊人，一次吃三十只螃蟹还不觉得饱。他吃完油条后，往往不洗手就提笔作画，纸上常常满是油迹。所以我每次求他作画（特意指明要墨笔画）、求他写字之前，都会把洗脸盆、肥皂、手巾递到他面前，请他先洗手。他觉得我对他十分恭敬，总会走下座位拱手道谢。这也算是一段文坛佳话了。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仍让人感慨不已、久久难忘。

 

当初溥儒刚到上海的时候，张大千正好也在上海，还设宴款待了他。同席赴宴的只有李氏兄妹、吴湖帆、陈子深和我几个人。席间，溥儒只对着吴湖帆和我二人侃侃而谈，兴致高昂。陈子深当时还随身带着笔、砚、纸、颜料，

 

想请张、吴、溥三位大师合作一幅书画作品，可三位大师竟然没有一个人肯动笔。事后，张大千笑着对我说：“巨来啊，你想要心畲的书画，按理说不是难事，但你要提防着他的那位姨太太。我在北京的时候，经常看到溥儒和来访的友人谈得投机，就挥毫泼墨，把书画赠送给对方。他的姨太太却总像三国时期刘表的夫人蔡氏那样，躲在屏风后面偷听。要是看到友人拿着画要走，她就从后门追出去，质问人家：‘先生，您手里拿着二爷的画，付过润笔费了吗？’友人回答说是赠送的，她就当场把画要回来，还说：‘没这规矩，得拿润笔费来才能取画。’”张大千还叮嘱我：“你可要当心，别让她把画给抢走了。”后来我和溥儒朝夕相处、畅谈甚欢，发现他的姨太太和张大千所说的完全不一样。她不仅没有轻视我，还曾特意挑出溥儒自己珍藏的小幅册页，赠送给我。

 

我还记得在他们临行的前一晚，我忽然想起张大千曾经赠予我的精品手卷《岷江晚霭图》，还没有人为它题写引首。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溥儒，他说：“你怎么不早点拿来让我写？现在砚台、毛笔这些都已经打包收进行李里了，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啊。”他的姨太太却对我说：“您放心，我马上就把包裹拆开，把东西取出来放在这儿。您明天一早拦住二爷，让他写就行。”说完，她立刻把一方汉代砖砚、大小毛笔各一支、一方印章取出来，一一摆放在了桌上。

这时溥儒忽然吩咐人把自己几十幅得意之作取来，让我赏玩。直到此刻，我才算真正见识到了溥儒的画作——山水、花鸟、水族、人物，样样俱全，精妙得无人能比，比起张大千、吴湖帆的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又惊又奇地问他：“溥先生，今日才得见您这般精美的大作，为何外面流传的作品和这些截然不同呢？”溥儒笑着答道：“我每逢画出得意之作，总会自己留存下来，聊以自娱罢了。”到这时，我才相信张大千当年的话果然不假。

 

第二天一早，他就用工整的楷书为我题写了引首，还写了一段题跋，称赞张大千这幅《岷江晚霭图》的意境，堪比高克恭笔下的云山（“房”字应该是笔误，只是读音相近罢了）。

 

我与溥儒相交不过两个多月，却觉得此生所结交的友人里，唯有他最为真诚坦率。可惜缘分太过短暂，这件事只能永远铭记在我心中。后来听徐伯郊（博物馆馆长徐森玉的儿子）说：溥儒曾在法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不善于应酬交际，几乎到了难以维生的地步，只好向张大千告急。张大千汇去五千美元，他才得以辗转回到台湾。后来又因为不肯出仕为官，性情孤傲、落落寡合，最终患上鼻癌去世了。他离世的时候，张大千正在巴黎游历，法国总统戴高乐还为张大千拍摄了纪录片，在世界各地放映。当时香港的报纸在同一天刊登了两条消息：一条是溥心畲在台湾病逝，另一条是张大千漫游巴黎。这些都是徐伯郊来上海时和我谈起的。

 

溥儒每次和我聊起当年清宫里的琐事、老祖宗传下的家法，常常感慨地说：做皇帝不自由，做亲王反倒不如普通百姓，就连穿什么衣服，都没有自己做主的权利。他日闲暇，我应当专门写文章记述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