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书法”一词之用，好似是自然而然之事，但我们要对其做进一步思考或确定时，就会产生不确定的想法来，比如与其相关的词还有“书道”、“书艺”等。就此我们所写的“书法”是道？是艺？

这些词可以从词意来理解，并可做出一些判断，但书法的意义更多体现在书写的过程当中。由此，暂且避开从词意来解读书法。如此我们已是在谈论“书法”了，也是在“用”书法了，至少对概念和书法有基本的认识，以致我们在使用时没有用成它词。这是“书法”作为一词来使用的缘故。就此已是把书法作为“法”来用了。书法作为对象物时已具备一般与个别、形与义等的属性。这是“法”的意义。

词之用与“法”相关。《周易》对“法”有基本的理解：“制而用之谓之法。”“制”指能制与所制的统一，且体现在“用”上。如此是对“法”的理解。那就是说：物成其为物，都包含有“制而用”的属性。由此，窥基在《因明入正理论疏》一书将“法”（dharma，）释为：轨持，轨谓轨范，可生他解；持谓任持。这与《周易》之解是一致的。此“法”的意义与dharma，）有互解性。

《周易》之“法”与书法之“法”在使用和理解上有相通之处。就此而言，书法不仅属于文字、艺术范畴，可能还有很多需我们进一步去了解的地方。

由书法而对“法”的理解，在此做简要的概括。

一，先在性：人总外在于词的世界。在未识物（形与质的结合），或“用”时，物之“法”已先于我们而在了。

二，技巧性：就书法而言，任一笔画之书写是具体的、实在的，亦是“法”的体现，且其因外在之故，如若掌握需施一定书写技巧来参与和转化方可获取。

三、规则性：汉字书写意义的形成，是书写规则的体现。换言之，汉字意义的呈现是书写与规则相互的结果。

四，效用性：效用是指效果与使用具相互性。笔法、写法的差异是书法意义的体现，同时亦能区别字形、书体的形式。与此同时，我们已是在“效用”的方法上来区别不同的形式了。这种形式包含有：1.以书写方法来区别形，进而区别义；2.对象的自性，亦是区别他物的前提；3.义与用相关联，用即义。

五，工夫性：书写累积的工夫是得“法”的天性，而致书写之法本乎工夫。外而笔法，内而心性。书写虽有个体的差异，但有普遍的工夫。

六，统摄性：在叙述书法时就会涉及到“法”的问题，比如“中锋”一词或写出中锋之笔时每人之书写皆异于“所学”，然而中锋之形指向的概念却是同一的。因此，以“能学”之故而获形而上之义。由此“法”具形上和形下的统摄性。

七，相续性：人之起念便有事之处和时，或物之形与义等的相续，亦是分别之故，即“法”之生成时便相续着人与对象之个相与共相。

八，转化性：“书肇于自然”之书与自然，因“肇”之故，已具某种意义上的转化——欲左先右，回环往复等点画的书写，如此既是自然的，也是“书”的。

九，统一性：书写之法，为物之“所”，与“我”之“能”相应。一物一法，成就世界，物我相应，以致我与法、书与情、技与艺相应一体。

十，圆融性：尽管书法旨在神采，次而形质，但皆在一定“法”之下而写，方有“无法之法”或“惟观神采，不见字形”的效果。形下为字，形上为道。形成无碍圆融的自足特性——书写即性、即法、即道。

书写汉字可成就字法和书法。字法更多属于工具符号性，而书法，属于艺术探讨的范畴。不管是字法还是书法，各自皆有两种属性：自性和他性，皆可以“法”来概括。书法之“法”始外于书写，而化于技之工夫——法至心法的过程。汉字之书写包含有可确定的“法”，并由“法”而展开。可谓“书为法本，法由书出，书法相应”。由此，以“书法”来概括汉字书写不仅呈现了自身，也诠释了自己和联系了其它以致其不断得以衍生。

书写之义可由工夫所致——“以技致道”、“得法得道”、“以法致道”的形式体现。就此可道出汉字书写或书法是切合、易于表现中国文化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