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仿龙泉与龙泉仿官

龙泉青瓷在中国古陶瓷历史上极富盛名。龙泉窑坐落在浙江省西南隅的龙泉市，当地分布着大小上百座古代窑址，早在南朝时期那里就开创了瓷业生产。尽管如此，它还是比临近的越窑要晚了许多年。“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我们从陆龟蒙的名句中可以清晰地体味到，唐人的陶瓷创作理念是以自然为源。那时的龙泉人就以越窑为蓝本制作瓷器。然而当以玉为本的宋瓷创作风格开始流行时，龙泉人又能及时把握时代的脉搏，扑捉到这一流行趋势，突破进取，在北宋末年又逐步形成了釉似凝脂，如玉如翠的独特艺术风格。

甲午年初秋，我受友人之邀共同赴龙泉窑考察。尽管时间短暂，来去匆匆，我们还是在当地收藏家项宏金先生和吴子敬先生的帮助下，取得了可喜成果，采集到大窑、小梅、金村、安福、溪口瓦窑垟等处的瓷片标本。特别是溪口瓦窑垟的部分标本，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它们的胎质、胎色、釉质和釉色与杭州郊坛下南宋官窑器十分相似，尤其是它的成型和修坯工艺与后者如出一辙［图1］（浙江龙泉瓦窑垟南宋窑址出土青釉花觚修复件）。

龙泉青瓷博物馆的朋友告诉我们，通过他们近年考古发掘后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南宋中期以后，瓦窑垟在其鼎盛期就突然停烧了，遗存也较少，其中有一些类似郊坛下南宋官窑的陈设瓷残片。这里四周群山环抱，龙泉溪由西向北绕村而过，很可能就是南宋郊坛下官窑制瓷工艺的发源地。

就古人而言，陶瓷生产是一项高科技，多工种联合作业才能完成的工作。特别是一件好的作品，必然凝结着众多窑工的智慧结晶。历代皇家都是采取拿来主义。要么选择优秀民间窑厂为皇家定制产品，即“官搭民烧”；要么将民间优秀工匠征召到官办御窑厂为其服务。据《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 陶器”条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 处等府烧造。”洪武距南宋不远，应是沿袭宋之做法来决定是官搭民烧还是请工匠入京另起炉灶。从瓦窑垟遗址出土的瓷片可以看出，它在南宋中期烧造的陈设瓷与后来郊坛下官窑器基本相同，由此可见它曾为官府烧制过贡器，瓦窑垟很可能属于“起取人匠入京”，即被官府“连锅端”了，集体征召到杭州去从事御窑生产。因此，近年来在古董市场上经常见到一种所谓“龙泉仿官”瓷器，应当是南宋早期瓦窑垟产品。所谓“仿官”实为本末倒置，龙泉窑在前，南宋官窑在后，应当是“官仿龙泉”或称“官造龙泉”［图2］（浙江杭州南宋官窑遗址出土青釉花觚修复件）。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慈溪低岭头窑也发现有官窑特征的瓷片，应该是和溪口瓦窑垟早期产品属同一类型，只是其影响力远不及瓦窑垟。

南宋人叶寘在《坦斎笔衡》中记述：“政和间，京师自制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瑩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就有学者认为南宋官窑是北宋官窑的继续，其制瓷工艺应与北宋和汝窑相仿。甚至有人据此推测，南宋官窑的工匠都是宋高宗赵构从北方带来的原班人马。笔者对此推测持否定意见，其理由有二。

第一，南宋在慌乱中产生，王室贵族忙于逃窜，自顾不暇。公元1127年“靖康之乱”，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赵佶第九子康王赵构匆忙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自立为帝，成为南宋第一个皇帝。在金兵追击下，高宗举行登基典礼完毕立即逃命，被金人追至长江以南，又从临安（今浙江杭州）逃至明州（今浙江宁波），甚至栖身于沙船之上，沿海岸线往返逃窜，直到1132年才回到临安。很难想象，高宗在逃跑期间还会携带工匠同行，恐怕连随身侍从也所剩无几。所以“袭故京遗制”只是指沿袭过去皇家自设御窑这种做法，至于工艺、窑工、产品则并不相同。宋代赵彦卫的《云麓漫钞》有文：“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云出钱王。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更是清楚地记载了临安亦在龙泉基础上自行烧制，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不是北宋官和汝窑的简单延续。

第二，中国古代陶瓷制作在唐、宋时期已分为南北两大流派，制瓷工艺差别甚大。首先是原材料不同。北方主要使用高铝低硅的沉积高岭土，可塑性极好，多采用拉坯工艺。南方除景德镇湖田窑少数地区外，多使用高硅低铝的瓷石或瓷土，可塑性较低，多采用拓坯和印坯工艺。南宋官窑就是采用南方瓷土为原料。其次窑炉不同。北方使用的是圆形直烟窑和倒烟窑，俗称馒头窑，早期使用木柴做原料，后期使用煤炭为原料。南方使用的是依山而建的长条形窑炉，俗称龙窑，燃料为木柴。馒头窑与龙窑的烧成方法相去甚远，烧窑的把装师傅都是师徒相传，经过多年磨练才能掌握其绝活。一个师傅觉不可能南北通吃。

古代陶瓷制作业承袭严格的行会制度，均以师徒相传，父子相袭，绝不与外人来往，更不要说合作了。近年发掘的四川西坝窑就是典型案例。南宋时期，有大批窑工为躲避战乱，云集到天府之国四川。他们在西坝都是各立门户，独自经营。其产品也大相径庭。有磁州窑风格的、有耀州窑风格的、有定窑风格的还有建窑风格的，更多的是吉州窑风格的产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是其品质要比原产地差了许多。南宋官窑器从原料到烧成，都是采用龙泉窑工艺，只能由南方师傅操刀。这一点浙江大学的周少华教授在其《南宋官窑探源》一文中也已论述得非常精辟。那时，即便有北方窑工落难到杭州，其出路也只能是另起炉灶，但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相关证据。

上世纪末，在杭州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的一个山坳里，当地人称为“老虎洞”，发现大量青瓷瓷片和窑具，后被证实这里就是文献上所说的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笔者曾买到一只当地出土的鸡心形鸟食罐，釉色灰青，其质乳浊，高不足寸，却采用上下接胎工艺，为典型南宋官窑器。于此同时卖家还送给我一个窑垫，上面印有反向“内司”二字，应该就是修内司的简称［图3］。

这里出土的瓷片除部分为所谓乳浊釉官窑青瓷片外，大部分却是透明度较高的龙泉窑梅子青釉和粉青釉瓷片，多为菊瓣碗造型，类似龙泉大窑产品，只是做工更加精细。当地收藏者给它起名为“杭官”或“杭州龙泉”。由此可见，修内司的工匠来自于龙泉大窑。修内司官窑除生产皇家陈设瓷外，更多的还是生产皇家生活用瓷。笔者曾在杭州友人处见到一片带有“修内司平江谢兴祖”铭文青釉瓷盘残片，对研究南宋修内司官窑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图4］。 

翻阅北京故宫出版的古陶瓷图录，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馆藏宋代官窑一书中，只标注“宋”，不分南北。通过多年考古挖掘，南宋官窑的面貌已经基本弄清。它是以皇家审美需求为蓝本，以龙泉窑工艺为基础，设在杭州修内司和郊坛下。但北宋官窑遗址，至今没能确定。内地学者根据“京师自制窑烧造”推断北宋官窑应设在开封。笔者不敢苟同此说。“京师自制窑”不等于窑设在京师。“京师自制窑”其意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御窑”。设窑要具备三个条件，原料、燃料和水源。杭州具备，但开封不具备。开封既无原料，也无燃料，水源也不充足。既然钧窑设在禹州，汝窑设在宝丰和汝州，那么京师自制官窑，为什么就不能设在那些具备条件地方呢？ 

最近，我去台北故宫与古陶瓷专家蔡和璧老师讨论过此事。她认为北宋官窑只是广义概念，没有具体品种。所谓北宋官窑就是北宋时期为皇室定烧的瓷器。它们包括定窑、钧窑、汝窑等在内。听说前些年，台北故宫曾把一些元代以后的仿品归入北宋官窑，后来发现错误，全部撤了下来，但在台北故宫旧藏的清宫传世瓷器中，似乎又很难确定哪件是北宋“官窑”器，他们于是就得出上述结论。笔者对蔡和璧老师的结论也不能认同，既然如此，宋人叶寘所说“政和间，京师自制窑烧造，名曰官窑”又从何而谈呢？既然有“官窑”必然有其特定产品，而非泛指。其实，两岸故宫专家都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北宋官窑的真实面目。

读台北故宫出版的特展图录《得佳趣》后发现，乾隆皇帝把宋代汝窑归入了北宋官窑。他在汝窑青瓷盘底部镌刻有《题官窑碟子诗》，“淡青冰裂细纹披，秘器犹存修内遗，古丙科为今甲第，人才叹亦或如斯。”乾隆在另一只汝窑青瓷盘底部镌刻的《咏官窑碟子》“只以光芒嫌定州，官窑秘器作珍留。独缘世远称希见，髺墾仍多入市求。”乾隆把汝窑归为北宋官窑，看似荒谬，实则有理。我们通过对南宋官窑的剖析，可以举一反三，也应该对北宋官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一）北宋官窑制胎一定是使用河南产高岭土，化学成分应当符合高铝低硅之特性。（二）由于河南高岭土可塑性极佳，所以多数圆器应采用拉坯工艺，而非托坯工艺，南宋官窑恰恰相反。（三）北宋开创以玉为本的陶瓷审美之风，且有汝窑为魁之说。“京师自制窑”所烧器物就应当以汝窑为范本，是在此工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釉的化学成分应当与汝窑接近，甚至主要工匠亦来自汝窑。前些年，在河南汝州张公巷发现一处古代青瓷窑址，出土瓷片与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的汝窑青瓷片基本相同，只是品质更胜一筹。所以综合分析历史文献，考虑到开封不具备烧造瓷器的充分条件，以及张公巷窑和宝丰清凉寺汝窑的历史传承，可以推断出张公巷遗址很可能就是北宋官窑遗址。

现在看来，北宋皇家的审美趋向和汝窑的制作工艺对当时全国的瓷器制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生产宫廷用青瓷的窑口。龙泉窑在北宋时就已经受到这种影响，所以即便是仿官也不应当是仿南宋官窑，而是仿北宋汝窑和官窑。在南宋皇室无法再圆北宋官窑之梦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以龙泉产品替代。在我回京路过杭州时，与好友周少华教授小聚。周教授是浙大研究生导师，青瓷专家。周老师对我说：在他看来“两岸故宫所藏宋代官窑瓷器，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龙泉窑产品。”周老师的话听上去有些颠覆性，但也不无道理，南宋官窑的工艺本身就来自龙泉窑。它们是哥俩，能不像吗？ 

去年我在香港拍卖会上拍得一件北宋青瓷花型盏托。此盏托作五瓣葵花式，做工精细，托圈似碗，直口微敛，镶有铜边，中空无底；葵花瓣式托盘平展微扬，高圈足外撇。全器施青釉，呈显淡碧色，俗称“天青”，局部有少量开片。圈足底端露胎，系采用垫烧，呈土黄色，局部露香灰色胎［图5］。

拍卖公司标注此盏托为“12世纪高丽翡色青瓷五瓣花形盏托”。在笔者眼里它绝非高丽青瓷，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初步判断为汝官窑器。购得后我们对它进行了科学检测，其胎和釉的化学成分与宝丰清凉寺出土汝窑瓷片相同。为此，我们还召开了一次研讨会。特邀韩国青瓷专家郑良谟和催建先生参加会议。与会者还有全国工商联艺术品鉴定委员会主任王立军先生、故宫古陶瓷研究员吕成龙先生、《收藏家》杂志社主编闪淑华女士和周少华老师等等。中国和韩国专家一致认为它不是高丽青瓷 。周少华老师特别指出，该盏托除汝窑外也不排除是北宋官窑的可能性。周老师所说有一定道理，它不像普通汝窑有那么多碎“开片”，更像官窑，更何况官窑出自汝窑。明曹昭《格古要论》也说“汴京官窑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只是到目前为止，陶瓷界对北宋官窑还没有定论，张公巷之说，笔者也是据理推断，所以暂时没有把它列为官窑。

总之，南宋官窑实际上是官府招募龙泉瓷工烧造的龙泉精品，称之为“官造龙泉”或“官仿龙泉”更为准确。至于“龙泉仿官”则是完全颠倒了孰先孰后的历史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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