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爱国 学书法要根植传统，与古为徒，这本来是常识，不是问题的问题。但偏偏有人不以为然，天天想着要自创一体；或者对传统浅尝辄止，学了些皮毛就开始创新。以上两种情况最后必然导致江湖体。还有人学没有经过时间检验的今人书法，亦不可取。
书法同自然科学一样，要想做出成绩，必须先消化吸收前人的成果。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果牛顿不吃透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前人的成果，既使看到苹果落地也不会引起他的思考并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书法也一样，颜真卿之所以能够开一代书风，学习王羲之、褚遂良、张旭等前人的书法是基础。
书法与汉字同步产生与发展，每一次汉字的演变都产生新的书法字体。古代人通过刻、铸、写汉字的方式来记录事件、传递信息和情感。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字体和各种风格的书法。甲骨文、金文、秦小篆、秦简、汉隶、汉简、魏碑，唐碑皆成为法书，为后世所取法。在个体书家方面，历史的必然性、东晋的时代特征结合王羲之个人的勤奋与天分，使王羲之成为书法的集大成者，被后世尊为“书圣”。王羲之创造了妍美流便、潇散简远、不激不励、变化多端的书风。其楷书、行书、草书成为后世书法审美标准与取法的基本典范。从东晋至唐初的书法风格基本在王羲之书风笼罩之下。
唐代，国力鼎盛，文化繁荣。以颜真卿为代表的书家在学王羲之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将篆籀笔意融入楷、行、草书，开创了笔法上以“屋漏痕”为主、结体上以“外拓”为主的宽博、雄浑、厚重书风。自此，晋、唐两大书风并行于书坛。后世书家或从王出、或从颜出，或王颜结合，并受时代特征和个人性情与审美取向影响，形成个人风格。到今天为止，形成了从商代至清末所有传世的名碑名帖所组成的巨大的书法谱系，当代书法界普遍认为，这个巨大的书法谱系既是审美标准，也是取法对象。所谓学古人，就是学习清末以前的法书（民国至今的书法，在今天看来还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大浪淘沙，真金还没显现，不便取法。也许若干年后，经过时间的检验被历代公认的书法，也会被当作法书来取法）。但也有不同声音，著名书法家、书法史家寇克让博士认为学习书法应取法唐代及唐以前的法书。寇克让博士在其著作《书法没有秘密》中指出，书法史分为古典期和变异期，唐代及唐以前为古典期，五代及以后为变异期。古典期是篆、草、隶、楷、行五体的形成、发展完备和以晋、唐为代表的两种主流书风的形成期；变异期不再有新字体和划时代书风出现，是书家在学习古典期书法基础上的百花齐放期。变异期书家皆在学习古典期书法的基础上形成个人风格，但都是通过夸张古典期书法的某一方面特征而达成，其作品的包容性、宽博性较小，所以不足以取法。如果取法的话，突破其固有风格而形成自己风格的可能性较小。而古典期书法由于其具有较大的共性与包容性，在此基础上取法并创新有望取得和变异期著名书家，如苏、黄、米、蔡、杨、赵、董一样的成就，看来寇博士对书法人和书法取法的要求更高一些。
书法用笔、结字等技法的基本规律、审美特性、内在精神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聚了无数先人的智慧而形成的，是被业内公认的，少数人不可能改变这种现实。一个人天分再高，也不足以与无数先人的智慧相比，不可能不学古人就可以一出手就是古法，既然作品中没有古法，就不能被认可。
根植传统，与古为徒，就要学习古人的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书法技法。任何艺术，技法都是基础。歌唱家要懂得用嗓技巧，弹钢琴的要会指法，诗人要学格律，学书法就要学笔法、字法、章法、墨法。所谓笔法，就是指用笔中具有规律性、原则性的要领和法度。由于毛笔笔锋柔软的特性，必须有一套方法才能驾驭毛笔、写好字。当代由于硬笔的普及，今人从小用硬笔写字，对毛笔很不熟悉，所以笔法的学习对今人尤为重要。掌握笔法是学习书法的基础，历代书法家对笔法都很重视。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定武兰亭跋》中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笔法的理论知识也许一天就能讲完，但熟练地掌握笔法却要靠大量临贴实践，诸如中锋、侧锋、藏锋、露锋、提按、顿挫、方圆、顺逆、使转、绞转、裹锋、捻管、一拓直下、屋漏痕、锥划沙、八面出锋等概念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能体会其真正涵义。如果有明师示范，当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字法就是结字方法，也称结字或结体，是指点画的搭配构成，与点画的角度、曲度、位置有关。清冯班在《钝吟书要》中说：“书法无他秘，只有用笔与结字耳”。书法的结字要求有疏密、留白、欹侧、造险、平衡等艺术因素。当代人从识字开始接触的多是印刷体文字，印刷体在人的脑海中已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如果这时候学书法而不临摹古帖，字写得必然像印刷体一样，结构上四平八稳，无艺术性可言。所以有学书法从学龄前开始学比较好的说法，因这个时候大脑中还没有印刷体的印象，接受古帖上的字形更快一些。学书法临摹古帖，就是要学习古人的结字方法，改变我们故有的结字习惯，学会艺术性的结字方法。另外，篆、隶、草、行、楷各体有各体的结字方法，不临古帖，焉能掌握？经常见到一些江湖书法中的草书、篆书写法错误，不合草书、篆书的结字规则，这样的作品只能骗一些不懂书法的人。
章法是指安排整幅作品中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呼应、照顾等关系的方法。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书法》云：“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书法的章法要求有节奏、主次、开合、疏密、留白、大小、曲直等艺术因素，而这些因素都可以在经典法帖中找到，通过临摹学习经典法帖，可以较快掌握章法经营技巧。
墨法亦是影响书法艺术性的重要方面。清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书法字法，本于笔，成于墨，则墨法尤书之一大关键已”。古人有墨分五色之说，有渴墨、焦墨、涨墨、浓墨、淡墨之分。古代书家用墨各有特点。苏轼、刘墉喜用浓墨，用浓墨书写，字显得特别有精神，容易造成温润浑厚的艺术效果。董其昌、王文治等人喜用淡墨写字，显得清逸淡泊，给人以清远淡雅的美感。王铎擅用涨墨，以用墨扩大了线条的表现层次，作品中干淡浓湿结合，墨色丰富，形成了强烈的视觉艺术效果。而用墨的最高境界当属不事安排，自然天成，如颜真卿《祭侄文稿》，作者无意于创作，墨色变化一任自然书写而天成，达到无法之法的最高境界。通过学习临摹古人书作，可以培养用墨意识，尽快学到用墨技巧。
总之，通过临摹古碑帖，掌握用笔、结字、章法、墨法等技法方面共性的规律与方法，为下一步创造自己的个性语言打下坚实的基础。
根植传统，与古为徒，就要学习古代书家的精神境界与人文修养。书法是最能反映作者心性的艺术。西汉杨雄说：“书、心画也”。近代书论大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更明确地说：“笔墨性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又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古代大书法家皆是精神境界不同俗流、人文修养深厚之人。王羲之之所以成为书圣，与他崇尚个性解放的精神境界与清静无为的道家修为是分不开的。魏晋时期，崇尚玄学，而玄学是反礼教的，比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有这样的言论，他说“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说自然就是个人的的天性，强调个人自由，随心所欲，这在当时成为了一种风气，而王羲之自然会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史传王羲之处事有独到见解，又好仗义执言，面折人之过而有 “骨鲠” 之称。“坦腹东床”的故事正说明王羲之是一个特立独行、不同俗流的人。王氏家族是名门望族，素来重视对家族成员文化素养的培植。王羲之置身其中，耳濡目染，自然是人文修养深厚之人。王羲之代表作《兰亭序》无论文辞还是书法，皆是王羲之精神境界与人文修养的反映。今天的书法人也许不能去效仿“坦腹东床”式的行为，但在精神层面一定不能随波逐流，没有超越功利的精神追求与出世的精神境界，书法便不能脱俗。
如果说王羲之潇散简远的书法风格体现其崇尚自然、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的话，那么颜真卿书法就是其务实的儒家气质和刚正性格的反映。颜真卿家学渊源深厚，祖上皆是名师硕儒，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颜真卿从小便饱读诗书，在开元23年(公元734年)举进士。一生历任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大臣。安史之乱时，他起兵讨伐，被推为十七郡盟主，抗击叛军。平乱后入京，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称“颜鲁公”、“颜太师”。德宗时被叛军李希烈缢杀，终年76岁。颜真卿秉性刚直，一向以忠义闻名于官场。颜真卿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了宽博、雄浑、劲健，极具庙堂之气的颜体书法。他书法中表现出的厚重劲健、正大气象正是他忠厚、正直人格的体现。北宋书论家朱长文在其《续书断》中说：“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欣赏颜真卿的书法犹如看见他的英气，临习他的书法会顿生见贤思齐之念。
在古代书家中，苏东坡可谓艺术修养最全面的一位，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正是他的极高的综合修养使他在学习书法时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东坡先生曾自称：“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在宋四大家中排名第一。苏轼书法中浓厚的书卷气正是其极高人文修养的体现。
当代书法红红火火，好多大学都设立了书法专业，每年大小展赛不计其数，热爱书法的人越来越多，以书法做为职业的也大有人在。当代书法家与古人相比，在技法方面毫不逊色，但在人文修养方面明显不足，古人都是写自己的文章、诗词，今人大都是抄别人文章、诗词。而且还经常抄错。书法毕竟是以文字为载体的艺术，没有至高的人文修养和精神境界，书法终会流于炫技。
根植传统，与古为徒，就要学习古人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李可染有句名言：“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虽然说的是学山水画，但对书法也是一样的。打进去是“继承”，打出来是“创新”。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目的。“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深入传统，学习传统书法的笔墨精髓，掌握其精神实质。然后“用最大的力气打出来”，积极融合开放的观念，把握时代特征，进行创造性的运用、转化和发挥。这是一个书家上层次的圭臬，也是提升当今书法艺术水平的根本途径。历代书法大师的成长都是严格遵循先继承后创新这一规律，最突出者当属王羲之和颜真卿。“书圣”王羲之，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他也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勤奋研练，大胆创新，终成正果。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后又从卫夫人学书。但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终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他曾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自述这一转折：“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 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在颜真卿之前，唐代书风全面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风，特别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风貌，唐太宗李世民笃好王羲之书法，极力推崇。于是，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王羲之书法趋之若鹜，奉若神明，影响之大可想而知。颜真卿最初当然也学“二王”，他向张旭请教“何如得齐于古人”，他既认真地继承“二王”以中和为美的主流艺术传统，兼向同时代的褚遂良、张旭等前贤学习。当他在广泛继承传统的过程中，发觉那些优秀的传统经典并不能表达自己的审美观和艺术理想时，他选择了从篆隶中吸取养份，还把目光探及民间丰富的、通俗的书法艺术，取其精华，从多方面、多层次吸取艺术营养，不断完善和创新，最终创造出与“二王”书风迥异的“颜体”。其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苏轼语），所创颜体书法宽博、雄浑、劲健，极具庙堂之气。颜体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颜体行书结体外拓、雄伟端庄，遒劲郁勃，章法起伏跌宕，墨色变化丰富，完全随书者情感起伏而浑然天成，无雕琢痕迹，达到“尚法”与“重情”的完美结合。代表作《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从表情达意和它是真迹的角度看，应是天下第一）。自此，魏晋潇散、妍美的书风不能专美于书史，颜氏书风与魏晋书风并行于书坛。自唐宋以来，书法界公认颜真卿是唯一能与王羲之比肩的大书法家。后世学书者，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颜体影响。由王羲之和颜真卿二人可以看出，创新的程度决定影响力。
反面例子莫过于南宋的吴琚，董其昌说他“书自米南宫外一步不窥”，吴琚之于米字的乱真程度甚至影响到了鉴藏的真伪判断。张丑《清河书画舫》云：“晋陵吴琚书宗米礼部，几于夺真，今北固“天下第一江山”题榜，是其迹也。所著有《云壑集》，今世有米体书用云壑印者，皆吴手笔，鉴家不可不知耳。” 由于吴琚书法酷似米芾，没有个人风貌，因此他在书法史上也就基本没有影响力。
根植传统、与古为徒，是学好书法的必由之路，任何想绕过这一步而期望取得较高成就、留名书史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