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与传统精神》 （原文发表于2017年《周末艺术》报纸第978期） “当代艺术”这个称谓是一个西方概念，而“传统精神”则很容易使我们先入为主地自带民族主义立场去牵引出我们自身的传统，如果我们是思考西式语境下的当代艺术与中式传统精神的问题，也陷狭隘莽撞之疑。我们得明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式当代艺术，或者当代艺术在西式语义下的当代性到底是指什么？找不到这一脉络的主体性，就容易被裹挟进西式语境下层层语义的外围。 科技在促使普世价值的全球化发展，使我们在逐步的越来越趋向一种共有话语体系。在后殖民时代，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共享普世价值观的同时会思考自身传统的根植意义。 站在中西学术比较角度，观念和科技的滞后与先进则普遍性地纠缠于此传统与彼当下。我想我们有一个恒常的存在吗？我们总是拿当代和传统产生对立和牵扯，要保留什么？又推进什么？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二和三之间、三和万物之间纠缠当代与传统没有意义。传统和当代是一不是二……这并不是传统与当下的一种互证关系，即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的核心思想：在意象中，曾经（das Gewesene）与当下（das Jetzt）在一闪现中聚合成了一个星丛表征。” 这也正是具有永恒当代意义的弥赛亚时间对过程性的传统的线性时间样态历史的爆破…… 艺术家王非先生曾在其《死墨论》中延展有这样的思想：“病”是“死性”和“没变化”，是相对“活”“变化”而言的，好作品都有这两种因素，只是比重不同。西方古典、近代哲学都在寻求一个不变的可以把握的知识核心，然后用它来统摄无常的世界。中国的知识核心是主客的模糊，是相互包容的混沌变化体，知识大厦是圆，西方像方。西方近现代思想在不断矫正，容纳“圆”的不确定性，中国思想界近代也在吸收“方”的理性，中国画家意识到这种变化的不多，还沉醉在墨分五色的趣味中，看不到时代审美的需求变化。 关于中国人的传统人格理想，批评家朱其先生也曾指出：中国的人格传统的理想是仙侠道，而不是中庸。在人格上，我向往的是中国传统的仙心侠骨道身，即有一颗无拘无束、明澈的仙心，有救世的侠义情怀。修道则分二，一曰求知识的微言大义，二曰求身体的道行合一。仙道属道家，侠骨属墨家，后者乃先秦士人之品质。上千年来，统治者及历代知识分子把儒家解释为中国传统的内核，实为误区。儒家本质上属社群理论，重在维护群体秩序，而贬抑个体价值；道墨才是直指个体内心的自我议题，仙侠道因此为一代代中国人内心向往的自我理想。理论上，儒家之中庸属一种约束自我的被迫性的社会修为，只是一种个体对社会作出让步的以修养名义的交换策略，谈不上是什么内心理想，没有人会从小向往做一个中庸的人。历代统治者试图将儒家之作为外部规约的中庸说成一种内化的精神境界，实则是一种思想逻辑上阴险的误导策略，以此让中国人的自我屏蔽掉仙侠意义的自由及自裁性，变为一种守序的集体自我。因此在《史记》之后的正统文本中，基本上没有仙侠道的探讨，而被打入私人笔记和神怪志异的另册。 我们的外在只有可能被无限的时态符号覆盖，有时也会为时所错。而在当下，从古典的一元美学到现代的二元美学再到如今的多元价值解构，传统现实伦理体系被彻底稀释。活生生的肉体可以被某种集体意志的“正义”无情碾压，“人”被彻底架空成行尸走肉！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势必更会消减“活人”的属性，生命会普遍廉价！ 永远是时代在前，叙述在后，本能体验必然先于表达。存在本身是最大的艺术，它以各种奇葩绝妙的可能性早已遍布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在无限的承受和适应，而艺术家是最先感到不适而寻求解脱之人…… 艺术是一个充满作为的词语，而精神是一个充满象征的词语，很多时候艺术家或许并不是在创造，倒是在守候，并不是发现，倒是在不断接近。用阿甘本的说法：一个当代人不仅要在空间上拉开他和自己的时代的距离，他还要在时间上不断地援引过去… 身体、灵魂、意识形态、社会属性的时空乱炖…如果这可以做一道菜的话，或许我们早已侵淫在哪儿古老且遥远的香味里了…（文/弘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