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一开始就处于摇摇欲坠的危险中，今日尤甚。
纳博科夫曾引用过一个例子，说批评家和艺术家的关系，类似于鸟类学家和鸟的关系。鸟儿如何飞翔根本无需鸟类学家的指手画脚。哲学家伽达默尔也说过:“艺术作品对我们的理智是一种挑战，因为它无限地逃避一切解释。”伽达默尔认为艺术作品的丰富和微妙，难以用语言分析和捕捉。一种由感觉作为起点和动力，始终被神秘所包围的事物，却要用理性的语言去解释和揭示，的确令人为难，亦极其不易办到。这是硬要把难以言说之物关进语言铸造的牢笼。因此，艺术批评，常常招来嘲弄，不受待见。
但是，语言即便无法传达所有感受，然而一个无比敏感的批评家或鉴赏家终究能抓住艺术的“吉光片羽”。同时，艺术经验需要语言去保存和传播，感性和理性并非不可对话、不可融通，所以艺术批评并不缺乏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艺术批评的职能是让读者和观众通过阅读文字，更清晰地理解艺术，更深刻地理解作品。就此而言，批评家是某种意义上的艺术教育者。和所有教师一样，他并不必然进行艺术知识的灌输，他更多的是运用自身的智慧和语言，去揭示艺术的背景，去提示某些易被忽略和遗漏之处，引导读者去感受艺术品的魅力。
对批评家而言，他本身是一个摆渡者。他自己首先得无比敏锐，才能真正感受艺术。同时，他还须博学多闻，见多识广，因为理解一件艺术品，无法跳脱出它所处的背景。艺术品是在复杂的社会脉络中制作和展示出来的，艺术总应在历史和文化的上下文情境中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尤其是面对一件晦涩难解的作品，艺术批评家作为向导变得不可或缺，经由他的话语点拨，我们才能进入到一个微妙的艺术世界之中。
批评家除了深入细致地感受作品，更重要的他要能够以语言作为中介，细致入微地传达他所感受到的一切。问题在于，感觉和语言之间注定无法完全对应。思绪纷繁，感觉纷纷攘攘，并无天然整齐的规律，批评家须用语言之网去过滤，去整合感受和经验。如此一来，他必须熟练而精准如“手艺人”，懂取舍，善表达。批评家的理想状态，他应该像艺术家一样超级敏感，他的感受水平应不输于艺术家的水准，他的理论能力应不逊于哲学家，同时，他还应是个语言大师，写作大师。一个最为理想的艺术家，集艺术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为一体。
批评家除了作为鉴赏者，向他人传达自己鉴赏所获的美妙感受，用自身的品味熏染更多的爱好者;也就是说，他必须懂得品评艺术，但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也要成为斗士。他必须像判官样直面堕落的艺术风气与恶俗的风格，他必须仗义执言，“嫉恶如仇”，毫不留情地攻讦艺术界中的丑恶。批评家既应对某件低劣的作品下达判决，甚至将它逐出艺术王国;也应该横眉冷对低俗的时风和潮流，用自己的语言作匕首和投枪，毫不客气地与之战斗。
简而言之，批评家既应懂得歌颂礼赞，更要敢于批判攻击。这都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悲哀的是，理想很快被现实碰撞得粉碎：今天，批评不断在沦陷。批评作为抵抗沦陷和拒绝顺从的事业，此刻逐步丧失其美学的锋芒和道德的勇气。艺术批评走过漫长的岁月，并在艺术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它没有理由在今天消亡，但是它遭遇了比往昔更加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不是像过去那样其合法性被强烈质疑，而是它处于残酷的艺术生态中，它的存在空间被挤压，作用被剥夺，越来越被架空，变成艺术产品和市场的附庸。批评不仅缺席、失语，更走向它的对立面。总之，批评已狼狈不堪，颜面扫地。艺术批评家深陷在糟糕的艺术生态中，某种程度上遭到了“阉割”。批评家刺耳却正义的话语仿佛在当下消失了，濒临灭绝，成为稀缺之物。而他的赞颂功能却不断在放大。当我们随意浏览时下的艺术杂志和书刊，触目所及都是批评家在不停地歌颂艺术家，批评家仿佛蜕变成“表扬家”。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艺术批评还能否作为一门严肃的职业而存在，它是否早已变成“广告宣传”的另一种形式?
面对批评家的普遍失语，我们无法简单地仅仅指责批评家的责任丧失和道德败坏，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样的失语是如何造成的。
今天，我们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资本和权力相互勾结，并大举入侵艺术。当资本和权力渗透艺术界后，它们并不希望听到异议的声音，想尽办法驯服艺术家和批评家。艺术的叛逆，变成允许范围内的捣乱，成为一种“奉命的革命”。资本和权力之间相互转化，它们在艺术家身上投入，殷切希望艺术家为其带来巨大的回报。因此，为了艺术获得市场的成功，在文化场域上的胜利，资本和权力的代理人会更紧密地掌控艺术的展示空间和展示流程。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更有效地替他们所选中的艺术家包装宣传。艺术家自身也愈来愈来市场化，他的工作室俨然小型却高效的企业。艺术越来越成为“一桩生意”。为了更大的收益，艺术家和资本家急需抹去所谓的“负面信息”，更渴望批评家的权威来“加冕”和“册封”。这一步他们通过收买艺术批评家，操纵媒体来完成。在金钱面前，在市场化铺天盖地的情况下，批评家要真正坚守立场，已然十分困难。他们为了生存，必须在整个艺术市场上分一杯羹。本来，一时的金钱诱惑就难以抵挡，何况和批评家的事业紧密相关的各种媒体已被包办，他们仰赖发出声音的发表空间也被资本所控制。倘若不顺从，批评家难以获得发表空间和发表机会。批评家如果难以发表，声音无法传达，久而久之便等于不存在。也许，有人会乐观地认为自媒体在“杀出一条血路”。但是，自媒体的单打独斗很难获得某种权威性，在成千上万的信息覆盖裹挟之下，自媒体的独立也被推入汪洋大海中，以致被淹没窒息，成为无数孤岛，那批评的声音实在微弱。
这种生存境遇，对批评而言是毁灭性的。
批评家并没有集体地反抗，因为资本和权力太强大，批评家只有零零星星地发出“不和谐”的声音，更多的人在利益面前沦为“俘虏”。而批评家的“主动缴械”，更是断送批评本身的前程。在狭隘的生存空间里，批评家试图寻求某种蜕变。这种蜕变显现在批评写作的语言形态里。
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批评家越来越依赖哲学理论话语。当然，这并非只是艺术批评拥有的状况，其他人文领域也同样存在。利用哲学家提供的话语，并非注定会造成问题。毕竟在学科融合的背景下，艺术批评很难不借鉴其他学科话语。相反，去合理借用其他学科话语，或许能生产更重要而深刻的批评话语。这本身并不必然构成问题。但问题在于，每一种话语，包括哲学理论，有其固有的背景和语境，有其有效性范围，无法放诸四海而皆准。批评似乎失去了自信，必须借助时髦而声名赫赫的哲学家的力量来加持、来助力。一个批评家倘若对时髦的哲学家一无所知，必然会惹来最尖刻的鄙视。艺术批评成为哲学话语滥用的重灾区。于是，出现了各种断章取义，割裂文意的挪用和移植。以至于闹了不少笑话。
当我们深入研读哲学家富有洞见的文本，汲取其智慧，或许能使艺术批评的写作思路豁然开朗，并深邃入理。但艺术批评绝不能脱离艺术自身的语境，变成哲学话语的注脚，变成新的概念游戏。
大量引入哲学话语，艺术批评的写作变成了哲学论文次品，晦涩不堪，佶屈聱牙，仿佛天书，艺术家读不懂，普通的读者也看不明白，成了“批评行会”的内部读物。这是艺术批评的“理论癌变”。
另一种是，为了迎合大众媒体的传播，以及权力的侵袭，使有的艺术批评写成了说明书、会议报告，毫无文采，读之味同嚼蜡。在艺术展览前言，会议宣读的论文上比比皆是，成了官样文章，不犯错，但也毫无见地和趣味。而有的批评，随着大众媒体的娱乐化市场化，以及自媒体的崛起，也变成充满插科打诨的调笑，到处污言秽语和人身攻击如“泼妇骂街”，如八卦点缀的花边文学。就以去年微信上围绕诗人俞心樵的“骂战”为例，对阵双方如同陷入非理性状态，气急败坏不择言语，“骗子”“泼粪”充斥文章。他们也许会以自媒体的文字当不得真为由，但文字以各种形式流传，虽然不再是“千古事”，但批评家终究得“文责自负”，少点污言秽语，也少些文字污染。
批评毕竟不是会议报告，更不是娱乐新闻，也不是谩骂和战斗。批评是以清通可读的文字，对艺术品和艺术事件与风潮的描绘，在描绘中表明态度，褒贬都应有风度和分寸。语言的功力对批评家的工作就格外重要了。须知，过去的大批评家不少是诗人和文学家，如波德莱尔和左拉等人。即便不是文学家，他们的文学修养也十分了得，罗杰·弗莱、格林伯格就是例子，格林伯格写有关卡夫卡的论文。然而，中国现在有太多对文学毫无兴趣，对哲学一知半解的艺术批评家了。
倘若文章毫无趣味，令读者阅读一篇批评，仿佛“受刑”般难熬，又怎能期望批评能发挥实际效用?而一篇文章油腔滑调，又怎能令人信任其严肃的使命?
用罗莎琳·克劳斯谈罗兰·巴特的话说，应该把批评，把理论的写作，也变成“次文学”。限于内容，它并不以直接的文学面貌，如诗歌，小说来呈现，但作为趣味盎然而深邃的随笔，仍是某种意义的文学，这值得我们深思。
艺术批评仍然是一个战场，智性和感性在此交锋并融合，道德和利益于此博弈。既然是战场，它迫切需要战斗的勇气，以及技艺。艺术批评任重而道远。正因为批评的声音被抹去被改编，我们格外需要理智而富有趣味，严肃却文采斐然的批评写作。它锤炼我们的智性和感受力。
注：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博士生。
